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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艺术家李增援
发布时间:2012/3/21    来源: 莱芜市情网

 著名的《黄桥烧饼歌》歌词作者、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李增援,牺牲已六十多个春秋了,然而他长眠的地方,无人知其姓名;家乡烈士英 名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几十年来,家人为了寻找他的下落,四处打听,解放初期曾登过报,近几年又请人去台湾查询,一直杳无音信。如今,终于水落石出了。 
文艺之星的诞生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亦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籍贯,今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家庭成分,破落地主。 
 李增援的父亲李可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任过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从此家庭经济衰败。 
 李增援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排行第六。他7岁(1920年)接受启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办小学和陈家楼完小读书。完小毕业后考入泰安三中,因缴学费有困难,转莱芜县立中学学习。1928年考取山东省曲阜师范,在后师三级一班就读,同年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震惊全国的《子见南子》话剧的演出,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扬了“五四”运动精神。 
 1933年2月,李增援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第二年级学习。上海美专是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该校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学生纷纷走向社会,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李增援所在西洋画系主任倪贻德,既懂西洋画,又是一位左翼作家,思想很进步,所以西洋画系的学生思想特别活跃。当时,鲁迅提倡苏联的木刻艺术,西洋画系的一些进步同学,主动成立了木刻小组。这个小组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李增援对木刻也很有研究,并发表过木刻作品。李增援这一届的毕业纪念册,是由系主任倪贻德以及西洋画系毕业学员赵清阁编辑的。所以李增援所写的思想性很进步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毕业论文,得以载入该册中。在这篇文章里,李增援针对十个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发表了不同见解,宣扬了“左联”提出的大众化艺术观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竟敢向十个教授挑战,这绝不是狂妄,而是他掌握了真理,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文艺发表了马列主义的见解,这是李增援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标志。 
 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由于他酷爱戏剧艺术,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曾和陈永京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一些进步同学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演出了《赵阎王》、《走私》等剧目,也由李增援和陈永京担任布景设计。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看的人很多,但警察强令停演。大家一道去警察所质问,并撰文在报上揭露了停演的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教师扬帆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学生界的抗日救国会,并是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杨帆秘密带领救国会的李增援等同学,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由该校教师王家齐带领,从南京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祖国大片山河沦陷的现状,忧国忧民,期望施展抗日抱负,在繁重的《保卫卢沟桥》演出任务中,他日夜创作剧本,写了不少优秀的宣传剧,其中《盲哑恨》,写的是一位离乡背井、四处流浪的盲人老汉,携着小女儿和哑巴儿子流落街头,卖艺求生,遭到汉奸流氓的凌辱……老汉痛斥亡国之恨,激起群众的同情与义愤。这个剧本不但政治内容好,且有优秀的写作技巧。《盲哑恨》的每场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强烈爱国之心,不时地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 
  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长征时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要作家杜宣设法在武汉招募一批文艺人才,组建战地服务团。在张光年的引荐下,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至南昌后,正式成立战地服务团,李增援成为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抗日文艺尖兵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分成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戏剧组除李增援是戏剧科班生外,大部分成员是刚离开学校门二十岁左右的男女爱国青年,对于编、导和演戏是门外汉。为了把这一班人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从怎样念台词、怎样表演、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起伏、高潮等等,都由他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使大家较快地掌握了演戏的技巧。 
 戏剧组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纪念“三一二”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的反映很好。由于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对全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此,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演出任务。 
 1939年秋冬,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陆海空军的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等言论,也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为此,李增援和吴强、王于耕三人合作编写了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在1940年元旦的军民联欢会上首场演出,后又慰问部队,观众达五六万人次,反映热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该剧的剧中人“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想参加新四军,而他们妻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而“张嫂子”则处处阻挠,塑造了两个个性不同的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以后,激情满怀,主动地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韩德勤的顽保安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黄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韩顽的阴谋,陈毅、粟裕决定攻打姜堰。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勇敢队”(敢死队),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灭一千多顽军的重大胜利。战地服务团赴姜堰进行慰问演出,当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后非常感动,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到突破口现场观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此歌激昂优美,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如歌词的最后一段把“勇敢队”比作“大铁锤”,“谁敢投降与反共,铁锤打它粉粉碎”。这确是一首气势磅礴激励斗志的赞歌。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都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 
 姜堰战斗后,韩德勤倾其主力围攻黄桥,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被迫对顽韩展开自卫决战。为配合战斗,服务团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宣传鼓动与战地救护工作。李增援亲眼看到了老百姓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子弹、抬伤员,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把黄桥烧饼送上前线慰问部队的情景。黄桥战役后,李增援挥笔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由章枚谱曲。歌词分六段,每段歌词都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含意。例如:第一段“烧饼要用烈火烧,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写的是军民团结,相互支援,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四段的“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 困难”。写的是在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首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巧妙地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源。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 
 这首脍炙人口的新型革命民歌诞生以后,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苏中到苏北,从部队到地方,几乎人人会唱,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这是李增援对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座巍巍丰碑。 
  1941年元旦之前,战地服务团来到了盐城,正是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会师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为了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服务团积极筹备晚会。因为盐城民间风俗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从这里得到启发,就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服务团进行实地排练。 
 新年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唱《大红灯》。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时过四十多年之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重新演出《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生命力。 
 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来。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而服务团所演出的剧目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欢迎国际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组织大家赶排了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纫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演出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分不开的。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所担任的角色演得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和赞赏。如李增援在《一家人》中扮演二流子汉奸角色,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刻画的有声有色,入木三分。人们看了戏对这汉奸无不痛恨,但谁也不相信这竟是平时很诚实的李增援所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计》的剧中担任“马百计”这个角色,其“最后一计”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子,但他泾渭分明,决不允许自己儿子变成叛徒。李增援在演到这一段时,他那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除编、导、演外,李增援还充分发挥他在剧专学习装置设计的特长,每次都主动担任演出的舞台设计工作。特别是《一年间》、《阿Q正传》、《魔窟》等大戏演出的舞台装置、道具的设计,更是李增援的杰作。 
风范长存光照千秋 
  李增援自幼热爱劳动,无论在家或学校,打扫卫生、喂牲口等活,他总是主动去干,人人都讲李增援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他待人彬彬有礼,见到熟人,总是先打招呼,请他们到家坐坐。老师讲的课有的同学听不懂,他总是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讲解,直到对方弄明白为止。在放学路上,有的同学因小事争执打起来,他总是主动上前劝阻,使他们和好如初。他生性活泼聪明,唱歌、画画都爱好,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唱歌、叼小鸡、拾手绢等课外活动。所以,无论教师、同学、大人、小孩都喜欢接近他。他到外边上了洋学堂以后,仍然把小时候的朋友放在心上,每次假期回家,他都要去拜访他们。1935年夏,李增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专门带回一把理发推子,替邻里理发。村里有个要饭的李可生大爷,谁都嫌脏,不愿意接近,而李增援却专门为他洗头理发,老大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还经常画画、写字,赠送给乡亲、朋友。晚上,乡邻们又自动地来到村里的小学教室,观看李增援拉胡琴和唱京剧。李增援巧妙地将表演和宣传进步思想、革命道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使观众既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又在思想上得到了教育与启迪。 
 李增援很富有领导艺术,戏剧组的男女青年,团结的像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节目,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次都胜利地完成了领导所交给的演出任务。这除了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但也有人说李增援不讲原则和稀泥。李增援听后说“哪有那么多原则”,不以为然。戏剧组在他的带领下,一直团结得很好。 
 李增援尤为关心提高全组同志的业务水平。王于耕听了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讲的故事,便学着写了一个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认为剧本写得虽不够成熟,但显示了王于耕的才气。于是,他向王于耕同志讲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修改了剧本的提纲,让其加工完成。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王于耕终于写好了这个剧本。还有一次,王于耕编了一出戏叫《母亲》,剧中人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告诉了丈母娘,要她去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王于耕听了有些不高兴。李增援便找王于耕个别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用不着为这个不愉快。”然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耕根据李增援的意见,重新修改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节目。当他看了《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了服务团具有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在新四军三年多的革命生涯中,李增援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他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病,仍然带病坚持工作。病越拖越重,在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住进医院。 
 1941年2月,李长江(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奉新四军军部命令,一师部队由粟裕司令员指挥讨伐李长江。为防止敌人偷袭后勤机关,一师卫生部及医院等单位从东台城紧急转移西团。重伤员被安置在西团北部的龙王庙,李增援与轻伤病员被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 
 医院等后勤机关刚刚到西团落脚后,2月21日上午,日军三只汽艇从兴化来偷袭西团。在东团执勤的少数武装人员及轻伤病员,为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的撤退,主动向敌人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敌人听到东边的枪声后包围上来。战斗中,有5人在乌家场英勇牺牲。他们的牺牲,为重伤员的转移赢得了时间。当时,地方干群谁也不知道这5位烈士的名字,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干群又将这5位烈士的遗骨分别装在五个罐子里,迁葬东团烈士公墓。 
 李增援与同时住院的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牺牲的消息传到一师师部,师政治部通知了驻角斜的战地服务团。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为李、唐两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为他们默绘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并出了悼念烈士的墙报。追悼会由服务团领导主持,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均来参加追悼会。粟师长在讲话中号召战地服务团和全师指战员要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那样忘我工作,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嵩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重庆,时驻在重庆的李增援母亲——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李增援等6名牺牲和病逝的校友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丧颜回”的题词,并在署名旁写下了“挥泪敬挽”四个大字,以表悼念之情。 
 李增援生前常跟同志们讲:“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将来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到我家乡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这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长眠在黄海之滨大丰西团这块土地上了。李增援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博大胸怀和嵩高的道德品质,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1935年编印的上海美专毕业纪念册上,刊载的李增援的自画像和代表作的旁边,还载有李增援的“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的座右铭。他确实用全部心血和宝贵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这一格言。李增援同志牺牲半个世纪以后,他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晓,这的确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夺取抗战胜利、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无产阶级战地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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