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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着力点
发布时间:2018/8/30 10:33:58    来源: 红旗文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实现这一目标,呼唤更有力的理论创造,需要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也要求我们通过打造更加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展现中国思想、阐述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1.围绕新的时代课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种理论要想时刻走在时代前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对时代的引领力,就要注重联系实践、观照现实,把理论的根基深深植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之中,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推动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珍贵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认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基于《宣言》发表25年中大工业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认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77页)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多次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正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特点和俄国革命形势新变化,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造,才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转化成了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焕发了勃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传入中国后能够迅速生根、发芽、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1956年4月,毛泽东基于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苏共二十大引起极大思想混乱的双重背景,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堪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典范。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与1978年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许多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喻成一条历史长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条河的一个河段。只有善于把历史长河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河段的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既不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又能在新的历史方位聆听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发展。

  2.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文化体现着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就是天方夜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无从谈起。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并不是对旧社会形态文化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还在于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5页)同样,从文化的角度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一个“类似的运动”,即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否定和扬弃。因此,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在于它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

  今天,如何正确处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检验着我们的文化自信,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要不忘本来,让中华文化基因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不能将其扣上“封建糟粕”的帽子一概否定;二要面向未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三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守旧复古,更不能“儒化中国”“以儒代马”。对待世界各国文化,一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不能全面拒斥,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二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不能照单全收,甚至把西方理论当成“唯一准则”,搞文化上的“崇洋媚外”;三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能照搬照抄。总之,只有善于多方整合各种优秀文化资源,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才能更好引领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发挥文化凝聚人心、指引航向的作用。

  3.打造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彰显中国气派。

  话语体系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任何思想、价值和主张,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体系展现出来。如果话语体系建设跟不上时代发展,再先进的科学理论、再正确的理论主张,也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把我们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进程比作一个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的过程,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针对一些人“言必称希腊”、习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评价中国实际的情况,他深刻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解读中国实践,我们自己最有发言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任何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生动实践,也开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无论从研究能力还是主观意愿上,我们都很难寄希望于西方学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提供“方案”。当年,苏联在美国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制定“500天纲领”,试图用“休克疗法”解决国内问题却导致国家解体,这样的历史悲剧,距离今天并不遥远。可见,保持话语体系的独立性,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式问题,更加关乎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话语体系建设,就要按照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也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又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根据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供有力学术支撑

    (作者:王晓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本文系201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研究”[17ZDA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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